辛棄疾與陶淵明

一.  前言

  在稼軒詞作之中,陶淵明的身影可說是處處可見:不論是直接點名自己對淵明的愛好,或者化用淵明形象、詩作、以及思想,種種方式,都一再透露出稼軒對於陶淵明精神的追尋以及吸收。根據王雨婷女士在〈論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〉[1]一文中統計,稼軒詞中詠陶或者涉及陶淵明的作品共計92首,約佔稼軒詞總數的七分之一,可見稼軒對陶淵明之仰慕。

  然稼軒對淵明之認識,實則並非全然接受:在稼軒的眼中,由於其心仍抱持著為國家付出的愛國情操,因此對於陶淵明,除了將之比擬為諸葛孔明以外,稼軒更著重的,是淵明豪士、節士的一面。故其學習淵明的面向,並沒有如陶詩一般深入地體察田園的脈動,而是停留在以士人的眼光,在隱退卻又閒而不適的時期,企圖尋求一心靈的安適。本文將透過兩次稼軒退居時期的詞作,進行辛棄疾之於陶淵明精神接受與否之分析。

 

二.  帶湖時期

此一時期,稼軒第一次從奮鬥二十載的仕宦之途離開,閒居於其在江西上饒所建之莊園。稼軒於此風光幽美之所,過著與松竹為友的生活,故詞作所寫,多有山水風光、農家景致之描繪。除此之外,由於對於其自身長年於仕途中流轉,雖好淵明卻不能實踐其真意,因此自覺有愧於淵明(我愧淵明久矣[2]),遂以淵明為師(待學淵明[3]),故詞情所現,亦不乏恬淡自然、清靜閒趣之筆。例如〈鵲橋仙˙己酉山行書所見〉中,以「東家娶婦,西家歸女,燈火門前笑語。釀成千頃稻花香,夜夜費一天風露」[4]透露出農家生活的熱鬧、豐收;而〈清平樂˙村居〉中,則以「大兒鋤豆溪東,中兒正織雞籠,最喜小兒亡賴,溪頭臥剝蓮蓬」[5]一句,從描繪農事活動中顯現出自然之美。此外,〈清平樂˙檢校山園書所見〉一詞中,以「連雲松竹,萬事從今足」[6]顯示出心靈之滿足,僅需自然山水;而〈鷓鴣天˙博山寺作)[7]中,更一路從捨功業(不向長安路上行),明自我(味無味處求吾樂,材不材間過此生),到最後展現歸自然的態度(人間走遍卻歸耕。一松一竹真朋友,山鳥山花好弟兄)。這些種種的跡象,都在在表現出稼軒對於陶淵明精神的追尋。

然而,稼軒對於陶淵明的認識,當真貼合其真意嗎?〈賀新郎〉(把酒長亭說)一詞中,「看淵明風流酷似,臥龍諸葛」[8]一句,即透露了稼軒真正的態度。若我們援引龔自珍在《已亥雜詩》對陶淵明的看法,認為「陶潛酷似臥龍豪,萬古潯陽松菊高;莫信詩人竟平淡,二分梁甫一分騷」的話,則不難發現,在這裡,稼軒關注的是淵明在仕宦與田園自然之間的取捨,選擇的是淵明豪健卻非平淡的一面,要的是淵明的節士、豪士,而非高士。

因此,在這裡稼軒真正的心情是感嘆自己歲月已過,時不我與,林鵲飛過松梢殘雪,竟「要破帽多添華髮」!因此就算枯山殘水之景因疏梅而別有風味,但對稼軒而言,卻並不能真正如淵明以一種恬淡自適的心情,去面對自然的變化;他所感覺到的,只能是蕭瑟的淒涼。稼軒因為始終懷抱著對於國家的付出之心,始終懷有壯志豪情,因此在這閒居之中,實是不能真正地安定自己的心神,以自己獨立的單一個體,去面對世界自然的脈動。他企圖追尋的,往往是一個能夠共同分擔這些遠大理想的知音同夥,以及一個為國家貢獻的機會。所以〈生查子˙獨游雨巖〉中,他言「高歌誰和余」[9],抒發一種無伴無友的孤寂之感;在〈八聲甘州˙夜讀李廣傳〉中,則借李廣之事,感嘆自己所有過去的一切都回歸平民身份,但只是「落魄封侯事,歲晚田園」[10]的被迫回歸田園之間,而非心甘情願地身處農家生活中。

故,在帶湖時期的稼軒,雖然「待學淵明」,意圖以其為師,且多書農村之景,但實際來看,稼軒終究不能真正地放下身為一個儒士的身份,也不能放下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重擔,而未能真正實踐陶淵明的真意。

 

三.  瓢泉時期

        儘管帶湖時期的稼軒並不能真正實踐陶淵明的精神,但是他其實仍對陶淵明所開展出來的精神氣度,具有無限的嚮往。七閩時期的稼軒在〈最高樓˙吾擬乞歸〉中即言「陶縣令,是吾師」[11],展現了對稼軒的景仰;而瓢泉時期的稼軒,也企圖在生活中,體悟並實踐陶淵明的精神:〈沁園春˙再到期思卜築〉中,稼軒希望自己「斜川好景,不負淵明」[12];〈鷓鴣天˙讀淵明詩不能去手〉中,則深刻地體悟陶詩的清真本質(更無一字不清真[13]);〈玉蝴蝶˙叔高書來戒酒〉中,進一步推翻自己以前的認識,以為「淵明似勝臥龍些」[14];而〈新荷葉˙再題傅岩叟悠然閣)[15]中,更處處以陶淵明詩為情感仿效、心靈追尋之方向,比如濃縮《歸園田居》的「草盛苗稀」,變《飲酒》詩而成的「悠然忽見,此山正繞東籬」,又或者轉化《歸去來辭》中的「無心出岫,白雲一片孤飛」等句。這種種的跡象,都表示著稼軒在退居瓢泉的這段時日裡,無時不以陶淵明作為他的精神支柱,希望透過學習陶淵明看見田園自然的一面,進而達到以隱為樂,求樂忘憂的境界。

        但是,即便是在經過歲月的洗禮,對於體悟陶淵明精神已逐步深刻的此一時期,稼軒強烈的自我意識,仍舊使得他無法真正進入陶淵明所開展出來的境界。例如前述所引〈沁園春˙再到期思卜築〉,雖然上片言「不負淵明」,但下片時一句「我乃而今駕馭卿」[16],顯露出稼軒欲以文字去駕馭山水,而沒有達到自然與我合一,體悟人也在山水田園之中的心境;相似地,在〈沁園春˙靈山齋庵賦〉中,面對山景,稼軒感覺「雄深雅健,如對文章太史公」[17],將自然的山光比擬作人文的產物,更顯露出稼軒實際上的心思,仍舊無法離開作為儒者的身份,進入到陶淵明的世界。因此,不論稼軒再怎麼努力地學習陶淵明,他終究是少了陶淵明那樣的淡薄、純真,而僅能在外物景象的認同上,看到了淵明的世界,而難以融入,所寫出來的詞情,雖然效法陶詩,但仍舊只能是牧歌式的美好田園書寫,而少了陶淵明身為一個真實農夫的辛勞與快樂。故〈水龍吟〉(老來曾識淵明)中,雖然心繫著淵明,但實際上,卻離開了陶淵明田園自然的精神世界。他所期盼的,仍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能有所作為,猶如謝安東山再起般,為國家盡忠,為蒼生立命。

 

四.  結語

        透過上述的分析,我們可以發現,雖然稼軒對於淵明有很深刻的認識,但作為一個始終心繫著天下蒼生的儒者,稼軒只要一日沒有完成北伐的事業,便不能完全地放下對於國家、對於人民的責任與義務。因此他與陶淵明始終是有距離的,不能緊密結合的:那阻隔在中間的是國家與人民的未來,更是稼軒未竟的壯志與豪情;有志難伸的情勢使得他閒而不適,而英雄失志的悲憤更無時不刻地提醒著他年華老去,終將無以為繼的窘困。故,陶淵明之於稼軒,只能說是其在退居時期,用以追求心靈安定的一個精神指標;稼軒也許時常掛記陶之精神於心,也或許偶能達到陶之境界,然而一旦回首前塵過往,當稼軒提起內心的豪情與外界事物對抗的時候,那樣的悲憤抑鬱,便又只能使得陶淵明的形象,離開稼軒的心靈世界。

 

參考資料:

l          鄧廣銘,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,臺北華正,1986。

l          王水照,〈蘇、辛退居時期的心態評議〉,《文學遺產》1991年第2期,南京 :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硏究所,1991,頁68-78。

l          王雨婷,〈論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〉,《延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第二十三卷第四期,2009,頁34-36。

l          蘇淑芬,〈辛棄疾農村詞辨析〉,《東吳中文學報》第三期,1997,頁211-235。

 


[1] 王雨婷,〈論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〉,《延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第二十三卷第四期,2009,頁34-36

[2] 鄧廣銘,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,臺北華正,1986,頁131。此後引詞皆據此本,僅註頁數。

[3] 144

[4] 248

[5] 193

[6] 194

[7] 172

[8] 236

[9] 176

[10] 205

[11] 331

[12] 353

[13] 416

[14] 467

[15] 488

[16] 353

[17] 37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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