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 Tristesse

辛棄疾與陶淵明

一.  前言

　　在稼軒詞作之中，陶淵明的身影可說是處處可見：不論是直接點名自己對淵明的愛好，或者化用淵明形象、詩作、以及思想，種種方式，都一再透露出稼軒對於陶淵明精神的追尋以及吸收。根據王雨婷女士在〈論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〉[1]一文中統計，稼軒詞中詠陶或者涉及陶淵明的作品共計92首，約佔稼軒詞總數的七分之一，可見稼軒對陶淵明之仰慕。

　　然稼軒對淵明之認識，實則並非全然接受：在稼軒的眼中，由於其心仍抱持著為國家付出的愛國情操，因此對於陶淵明，除了將之比擬為諸葛孔明以外，稼軒更著重的，是淵明豪士、節士的一面。故其學習淵明的面向，並沒有如陶詩一般深入地體察田園的脈動，而是停留在以士人的眼光，在隱退卻又閒而不適的時期，企圖尋求一心靈的安適。本文將透過兩次稼軒退居時期的詞作，進行辛棄疾之於陶淵明精神接受與否之分析。

二.  帶湖時期

此一時期，稼軒第一次從奮鬥二十載的仕宦之途離開，閒居於其在江西上饒所建之莊園。稼軒於此風光幽美之所，過著與松竹為友的生活，故詞作所寫，多有山水風光、農家景致之描繪。除此之外，由於對於其自身長年於仕途中流轉，雖好淵明卻不能實踐其真意，因此自覺有愧於淵明（我愧淵明久矣[2]），遂以淵明為師（待學淵明[3]），故詞情所現，亦不乏恬淡自然、清靜閒趣之筆。例如〈鵲橋仙˙己酉山行書所見〉中，以「東家娶婦，西家歸女，燈火門前笑語。釀成千頃稻花香，夜夜費一天風露」[4]透露出農家生活的熱鬧、豐收；而〈清平樂˙村居〉中，則以「大兒鋤豆溪東，中兒正織雞籠，最喜小兒亡賴，溪頭臥剝蓮蓬」[5]一句，從描繪農事活動中顯現出自然之美。此外，〈清平樂˙檢校山園書所見〉一詞中，以「連雲松竹，萬事從今足」[6]顯示出心靈之滿足，僅需自然山水；而〈鷓鴣天˙博山寺作）[7]中，更一路從捨功業（不向長安路上行），明自我（味無味處求吾樂，材不材間過此生），到最後展現歸自然的態度（人間走遍卻歸耕。一松一竹真朋友，山鳥山花好弟兄）。這些種種的跡象，都在在表現出稼軒對於陶淵明精神的追尋。

然而，稼軒對於陶淵明的認識，當真貼合其真意嗎？〈賀新郎〉（把酒長亭說）一詞中，「看淵明風流酷似，臥龍諸葛」[8]一句，即透露了稼軒真正的態度。若我們援引龔自珍在《已亥雜詩》對陶淵明的看法，認為「陶潛酷似臥龍豪，萬古潯陽松菊高；莫信詩人竟平淡，二分梁甫一分騷」的話，則不難發現，在這裡，稼軒關注的是淵明在仕宦與田園自然之間的取捨，選擇的是淵明豪健卻非平淡的一面，要的是淵明的節士、豪士，而非高士。

因此，在這裡稼軒真正的心情是感嘆自己歲月已過，時不我與，林鵲飛過松梢殘雪，竟「要破帽多添華髮」！因此就算枯山殘水之景因疏梅而別有風味，但對稼軒而言，卻並不能真正如淵明以一種恬淡自適的心情，去面對自然的變化；他所感覺到的，只能是蕭瑟的淒涼。稼軒因為始終懷抱著對於國家的付出之心，始終懷有壯志豪情，因此在這閒居之中，實是不能真正地安定自己的心神，以自己獨立的單一個體，去面對世界自然的脈動。他企圖追尋的，往往是一個能夠共同分擔這些遠大理想的知音同夥，以及一個為國家貢獻的機會。所以〈生查子˙獨游雨巖〉中，他言「高歌誰和余」[9]，抒發一種無伴無友的孤寂之感；在〈八聲甘州˙夜讀李廣傳〉中，則借李廣之事，感嘆自己所有過去的一切都回歸平民身份，但只是「落魄封侯事，歲晚田園」[10]的被迫回歸田園之間，而非心甘情願地身處農家生活中。

故，在帶湖時期的稼軒，雖然「待學淵明」，意圖以其為師，且多書農村之景，但實際來看，稼軒終究不能真正地放下身為一個儒士的身份，也不能放下以國家興亡為己任的重擔，而未能真正實踐陶淵明的真意。

三.  瓢泉時期

        儘管帶湖時期的稼軒並不能真正實踐陶淵明的精神，但是他其實仍對陶淵明所開展出來的精神氣度，具有無限的嚮往。七閩時期的稼軒在〈最高樓˙吾擬乞歸〉中即言「陶縣令，是吾師」[11]，展現了對稼軒的景仰；而瓢泉時期的稼軒，也企圖在生活中，體悟並實踐陶淵明的精神：〈沁園春˙再到期思卜築〉中，稼軒希望自己「斜川好景，不負淵明」[12]；〈鷓鴣天˙讀淵明詩不能去手〉中，則深刻地體悟陶詩的清真本質（更無一字不清真[13]）；〈玉蝴蝶˙叔高書來戒酒〉中，進一步推翻自己以前的認識，以為「淵明似勝臥龍些」[14]；而〈新荷葉˙再題傅岩叟悠然閣）[15]中，更處處以陶淵明詩為情感仿效、心靈追尋之方向，比如濃縮《歸園田居》的「草盛苗稀」，變《飲酒》詩而成的「悠然忽見，此山正繞東籬」，又或者轉化《歸去來辭》中的「無心出岫，白雲一片孤飛」等句。這種種的跡象，都表示著稼軒在退居瓢泉的這段時日裡，無時不以陶淵明作為他的精神支柱，希望透過學習陶淵明看見田園自然的一面，進而達到以隱為樂，求樂忘憂的境界。

        但是，即便是在經過歲月的洗禮，對於體悟陶淵明精神已逐步深刻的此一時期，稼軒強烈的自我意識，仍舊使得他無法真正進入陶淵明所開展出來的境界。例如前述所引〈沁園春˙再到期思卜築〉，雖然上片言「不負淵明」，但下片時一句「我乃而今駕馭卿」[16]，顯露出稼軒欲以文字去駕馭山水，而沒有達到自然與我合一，體悟人也在山水田園之中的心境；相似地，在〈沁園春˙靈山齋庵賦〉中，面對山景，稼軒感覺「雄深雅健，如對文章太史公」[17]，將自然的山光比擬作人文的產物，更顯露出稼軒實際上的心思，仍舊無法離開作為儒者的身份，進入到陶淵明的世界。因此，不論稼軒再怎麼努力地學習陶淵明，他終究是少了陶淵明那樣的淡薄、純真，而僅能在外物景象的認同上，看到了淵明的世界，而難以融入，所寫出來的詞情，雖然效法陶詩，但仍舊只能是牧歌式的美好田園書寫，而少了陶淵明身為一個真實農夫的辛勞與快樂。故〈水龍吟〉（老來曾識淵明）中，雖然心繫著淵明，但實際上，卻離開了陶淵明田園自然的精神世界。他所期盼的，仍然是自己有朝一日能有所作為，猶如謝安東山再起般，為國家盡忠，為蒼生立命。

四.  結語

        透過上述的分析，我們可以發現，雖然稼軒對於淵明有很深刻的認識，但作為一個始終心繫著天下蒼生的儒者，稼軒只要一日沒有完成北伐的事業，便不能完全地放下對於國家、對於人民的責任與義務。因此他與陶淵明始終是有距離的，不能緊密結合的：那阻隔在中間的是國家與人民的未來，更是稼軒未竟的壯志與豪情；有志難伸的情勢使得他閒而不適，而英雄失志的悲憤更無時不刻地提醒著他年華老去，終將無以為繼的窘困。故，陶淵明之於稼軒，只能說是其在退居時期，用以追求心靈安定的一個精神指標；稼軒也許時常掛記陶之精神於心，也或許偶能達到陶之境界，然而一旦回首前塵過往，當稼軒提起內心的豪情與外界事物對抗的時候，那樣的悲憤抑鬱，便又只能使得陶淵明的形象，離開稼軒的心靈世界。

參考資料：

l          鄧廣銘，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臺北華正，1986。

l          王水照，〈蘇、辛退居時期的心態評議〉，《文學遺產》1991年第2期，南京 : 中國社會科學院文學硏究所，1991，頁68-78。

l          王雨婷，〈論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〉，《延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第二十三卷第四期，2009，頁34-36。

l          蘇淑芬，〈辛棄疾農村詞辨析〉，《東吳中文學報》第三期，1997，頁211-235。

[1] 王雨婷，〈論辛棄疾對陶淵明的接受〉，《延安職業技術學院學報》第二十三卷第四期，2009，頁34-36。

[2] 鄧廣銘，《稼軒詞編年箋注》，臺北華正，1986，頁131。此後引詞皆據此本，僅註頁數。

[3] 頁144。

[4] 頁248。

[5] 頁193。

[6] 頁194。

[7] 頁172。

[8] 頁236。

[9] 頁176。

[10] 頁205。

[11] 頁331。

[12] 頁353。

[13] 頁416。

[14] 頁467。

[15] 頁488。

[16] 頁353。

[17] 頁376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