實在不是我要瞧不起工學院的學生,只是每逢考試,總是有些學生要讓我不恥。已經不是第一次了,考試期間,我總得在工學院學生剛考完試的教室走廊外,聽到「幹,剛超驚險的,我沒看到助教走過來,差點被抓包……」之類的話語。彷彿是炫耀自己幹下了什麼豐功偉業,又或者技巧何等高明,這些人深怕他人不知一般,就著離教室大門不過數步之遙的距離,便討論起神而不可知的武功心法。

    我不禁自問,我究竟該如何看待這群人?

    我不是自命清高,說自己從不曾作過這檔事情,但上大學之後,沒太大意外的話,其實我應當是沒有做過的(雖然兩個星期後的陶詩令我很想如此作,不過天地良心,我還是不太可能作得出來)。大學大學,我們幾乎耗盡了生命的青春而進入的場域,倒底為了什麼使我們不再願意為我們自己所修習的課業而努力,又或者,我們為了什麼而沒有辦法對自己的選擇負責?

    我同情那些可能很有興趣,卻始終念不好某些系定必修科目的學生。他們可以在某些科目上有驚人的、傑出的表現,但卻始終無法在特定的領域中獲得一定的成就,這我理解,對於他們可能逼不得已必須採取某種極端而通過考試,我也還能睜一隻眼閉一隻眼。但對於那些可能從來沒努力過,卻最終靠著別人的關愛而通過考試的人,我究竟該如何看待他們?我不是武斷地說這些我曾目睹的情況都是如此,但我想,也許存在有很大比例的人,確實是靠著這樣的幫助,在不知不覺中度過了他的四年生涯。

    我好想再問一次,我究竟該如何看待他們?

    我絕對不是要說所有的人都應該像個乖小孩一樣好好的唸書,但至少我覺得人應該對自己的選擇負起責任。套句老杜說的話,你要是昨天玩太晚,今天爬不起來上課,那麼你就得負起沒辦法簽到而被扣分的責任。至少我覺得這樣才是對的。像某孫,為了去修外校的課,結果都不來上課,但她還是很負責任地至少來考了試,知道自己的程度能夠寫出多少東西,我覺得這樣都比那些只想仰賴他人照顧,而輕鬆取得學分的人要高尚許多(儘管這門課是開書考,對於她其實沒有太大差異)。

    我最恨的事情是,為什麼可以把這件事情拿來說嘴?這再怎麼樣都不是件光明的事情,究竟是什麼樣的心態,怎麼樣的養成環境,才會使得他們在考完的當下,高談闊論地談笑腦中的空城計竟可以瞞過助教這位稱職的司馬懿?台灣的教育體制究竟出了什麼差錯,出了什麼問題,以致於學生的廉恥心可以在一個集體之中被淡化遺忘,終至可能不復存在?想的遠一些,台灣的未來若掌握在這些人的手裡,那麼究竟是要拷貝誰的資訊,來開創出自己的道路?又,這樣的道路,又真的能叫開創嗎?對於成果到手的容易,台灣未來的年輕人,又怎麼能承擔起未來的路上,遠比校園生活更複雜百倍、風險難測的人心險途?

    我們恐怕得坐下來正視這個問題的重要性,但悲哀的是,這個問題,大概永遠也找不到解法。在制度上,沒有任何的方法可以矯正已經偏離的人心,我們能作的,頂多是設下一道道嚴苛的律則,以防止這樣的情況繼續惡化,但終究不能徹底解決。透過道德教育也許是一條可能的道路,但是,這真的有用嗎?當道德教育只淪於教育而沒有真正鼓舞人心去實踐道德時,道德教育又能夠挽回多少已經離開正軌的人心?趙汀陽先生在他的著作《觀念圖誌》中說道:「心性問題是不可能解決的,不存在著任何一種良知或者修養方式,能夠把所有人變成好人」。又說「心性之學只是個人的事情,不是對社會問題的解決,更不能作為制度的基礎」[1]。我雖不盡贊同,但卻不得不承認這中間有幾分道理:因為道德實踐的關鍵在於自覺的問題,而不在倒底有沒有這層看起來有用,但實際上不見得能發揮多少功能的課程。再好的方法,再嚴密的制度,只要我們從來不曾從黑暗中醒來的話,那一切都是空談。

    說的多了,最後再次聲明我沒有要攻擊工學院學生的意思,只是想慨嘆現今學子的情況已惡化至此,而台灣教育始終著重在實際利益獲得的養成上,而缺乏真正有用的道德教育上,令人不禁憂心。



[1] 趙汀陽,《觀念圖誌》,〈孟子的浩然之氣〉,八方,2005,頁56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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